出版行业协会是出版业参与出版治理的重要平台，具有立场表达、利益协调、提供公共服务等功能。当前，各国出版业积极探索本土化出版治理道路，合作建立多层级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体系，直面跨国出版治理中的问题，正推动国际出版领域的机制与规则向“公平、公正、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参与国际出版活动的企业自发形成，已成为国际出版领域的重要跨国治理平台与规则塑造力量。当前，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发展状况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正深度塑造多维立体的跨国出版治理格局，搭建起“一个主体、两个平台”的核心架构。“一个主体”指国家级出版行业协会。国家级出版行业协会不仅是一国内部的出版行业自治组织，更是该国出版业在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代表。“两个平台”指全球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和区域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其中，全球性出版行业协会可以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两种类别，分别以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为典型代表，而区域性出版行业协会的类型更为多元，既可能同区域一体化进程相关联，也可能依托跨境民族身份与共同语言而建立，或根据约定俗成的世界地理分区确立成员资格。
第二，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的地理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平衡性。在区域层面，欧盟与欧洲经济区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数量最多，并且国际出版领域历史最悠久的跨国组织——国际出版商协会的总部就设在该区域。在国别层面，美国是拥有全球性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总部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次为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法国等。各国所集聚的协会各有特点，例如，总部在美国的协会均为特定专业领域的国际出版行业协会，涉及大学出版社、新兴的数字出版、社科学术类出版等领域。位于荷兰的类似协会平台侧重科技与学术出版，瑞士则是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总部所在地等。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对外代表协会成员的利益主张，通过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和促进业界与政府的沟通来影响跨国出版治理的总体方向。一是维护出版企业的合法所有权，推动各国完善版权相关的法律规则体系，如非洲出版商网络通过提供法律援助、代表业界与当地政府协商等方式来协助成员打击通过海外印刷和进口贸易方式实施的盗版侵权活动。二是保障出版企业的合法经营权，推动制定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公平性的政策措施，保护与数字化平台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出版企业，如欧洲与国际书商协会长期呼吁以法治手段治理有关大型数字平台的市场主导地位滥用问题，并代表欧洲出版业的利益诉求参与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的制定过程。三是降低税负，为出版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如欧盟财政部长会议在2018年作出降低电子书税率的决定，欧洲出版商协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游说作用。
国际出版行业协会对内推动利益协调，提供行业服务与公共产品。对内的利益协调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相关协会在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等关键领导人物时，既需考虑个人工作能力，也要充分评估不同地域、文化与族群的代表性。二是相关协会的核心议题往往反映着该协会大部分成员的首要利益关切。同时，相关协会将成员缴纳的会费转变为俱乐部产品，并引导成员参与供给有助于维持出版市场长远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国际出版行业协会还在全民阅读推广、识字率提升等领域推动一系列公益性项目的落地，促进国际出版业界达成战略共识，彰显出版业的社会责任。
通过对国际出版行业协会的梳理与研究，中国出版业可从平台创制、议题塑造、战略对接三个维度着手，构建“平等、公正、包容、互惠”的跨国出版治理体系。
加强互学互鉴，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出版合作平台。在国际性书展期间举办的行业研讨活动有助于将书展从单一的版权贸易平台提升为沟通与交流国际出版业新动态与新规则的平台。例如，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办的“国际出版企业高层论坛”等活动。在此基础上，中国出版企业可发挥主动性，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区域出版业合作网络。这一网络以务实合作为主，尊重和鼓励合作伙伴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本土化表达。同时，该网络还立足现有平台——“中国—东盟大学出版联盟”“中国—中亚出版合作体论坛”以及更广范围的“‘一带一路’出版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等，用灵活的、非正式的、自愿的合作机制来交朋友、找机遇。
推动守正创新，围绕真正符合国际出版业界长远利益的议题贡献中国智慧。2024年12月，第34届国际出版商大会达成的《瓜达拉哈拉宣言》提出，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应保护创新性劳动和知识产权，而中国可立足本国人工智能软硬件产业发展较快、综合实力较强的有利优势，依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等多个倡议文件，提供一系列关键公共产品。
实现战略对接，针对合作开发潜在市场的目标建立出版业跨国协同机制。战略对接意味着将中外出版业治理体系中有关发展合作的倡议结合起来，合力开发潜力较大的出版市场。例如，国际出版商协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了四次区域出版业发展会议（国际出版商协会非洲大会），并在疫情期间建立了非洲出版创新基金，资助非洲出版业改善基础设施，而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协助非洲出版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重视非洲自主知识的生产，以《肯尼亚植物志》为代表的联合研究项目推动了非洲本土植物学知识的自主生产进程。对此，中国相关机构与国际出版商协会可对接彼此的市场开发战略,共同就突破出版业软硬件发展瓶颈进行协作，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本文整理自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敬鑫在2025出版智库成果发布交流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